历史回响：遇刺的总统与美国政治暴力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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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特朗普的遇刺唤起了美国各界对政治暴力的谴责和担忧，但回顾美国历史，“刺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它在历史的多个时期出现并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轨迹，甚至重塑了美国的政治格局。本文回顾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数次针对总统或总统候选人的刺杀事件、历史背景以及产生的影响，最后回归本次特朗普的遇刺案，透视本次案件对美国当今政治格局可能的长期影响。

01

血色下的人事制度改革：

政党分赃制的瓦解、

美国现代文官制度的诞生

卡尔·施密特谈及议会政治曾批评：“议会制度造成了使人们的希望彻底破灭的状况：公众事务变成了党派及其追随者分赃和妥协的对象；政治完全不是精英的事业，倒成了一个可疑的阶层从事的可耻勾当。”在“漫长的建国时刻”里，施密特的论述几乎是美国官僚政治的真实写照。

建国之初，联邦政府层面尚无正规的人事制度安排，而带领美国独立建国的国父们尚在，行使“资历制”以年功序列遴选国家官员成为暂行办法。但是即便德才兼备如美国国父，在这种依靠默契和习惯的人事制度下，仍不免俗于在总统任期内以公肥私，由此引发诸多乱象。如开创美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先河的著名宪法大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起因就是因为1800年约翰·亚当斯竞选失败，便趁任期最后一天连夜向50多本党人士发治安法官委任状，这些人也被时人揶揄为“午夜法官”（Midnight Appointees）。而继任者、《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上台后对人事展开大洗牌，创造了政党轮替后执政党以公职奖励支持者的先例。

画作《起草独立宣言》 

作者：Jean Leon Gerome Ferris

（从左到右依次为本杰明·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

 来源：弗吉尼亚历史学会

1829年，美国第七任总统、民主党的创建者安德鲁·杰克逊上台，使美国人事制度全面走向了“分赃制”（Spoils System）。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由早期“绅士政府”更迭为以平民大量参政和官职频繁轮换为特征的“大众政府”。而随着西进运动的发展和男性公民普选制的普及，西部各州平民参政意识不断增强。作为底层出身的总统，杰克逊反对精英垄断官职，力推政府雇员平民化、大众化，推行“官职轮换制”（Policy of Rotation in Office），并在实际人事任命上，以空前的力度撤换了大批官员。

漫画《安德鲁一世国王》，讽刺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内加强总统权力的行为。

来源：MEISTERDRUCKE

杰克逊的人事任命是将公职向其支持者广泛分配，任命依据不看重能力素质和出身背景，而以对政党和领袖的个人忠诚为首要标准。通过恩赐官职的手段，杰克逊得以巩固其执政基础，总统的人事任命权也近乎成为其为政党利益服务的工具。1832年，纽约州参议员威廉·马尔西（William L. Marcy）更以一句名言揶揄杰克逊政府时期的人事任命乱象:“赃物属于胜利者”（To the victor belong the spoils）。此言亦为“分赃制”一词的由来。1835年1月30日，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参加典礼的杰克逊遭到了刺客理查德·劳伦斯的暗杀，由于枪支失灵，劳伦斯向杰克逊开了两枪，但两枪都未能击中目标。而这一刺杀未遂事件强化了杰克逊的领袖威望，“分赃制”的制度惯性也愈发巩固。

描述刺客马尔西企图行刺安德鲁·杰克逊的漫画。

来源：POSTERAZZI

随着时间推移，“分赃制”弊病愈显，政府行政从属于党派政治，人格化色彩浓厚。政府雇员更换频繁，每逢选举季便开始出现恐慌，对工作也缺乏责任心。总统也被求职者所困扰，需要匀出大量经历应对求职的金主与支持者。当詹姆斯·加菲尔德担任美国第二十任总统时，他发现渴望求职者正如同“如盘旋在受伤野牛上方的秃鹰一样等着他。”这些秃鹰不仅会等待野牛的死亡好饱餐一顿，更有可能来直接索命。

1880年，加菲尔德的支持者查尔斯·吉托来到白宫，其人曾帮助加菲尔德起草了著名的竞选演讲稿，自以为对胜选有功，希望求得驻巴黎领事的职位，却遭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拒绝，由是心生怨恨，谋求刺杀总统一泄私愤。以今人眼光来看，总统人身安全应为头等大事，但时人普遍认为此前1865年林肯遇刺案是南北战争影响下的偶然事件，加菲尔德也觉得总统根本不需要严密保护，他的行程经常在报上广而告之。1881年7月2日，加菲尔德来到巴尔的摩和波托马克铁路站，吉托抓住时机向加菲尔德连开两枪。加菲尔德伤重不治，于9月19日去世。

漫画描绘刺杀的瞬间，加菲尔德中枪后倒，时任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在身后搀扶并呼救，左侧的群众正支付刺客吉托。

来源：《弗兰克·莱斯利画报》

加菲尔德遇刺案彻底撕开了政党分赃制的丑陋面纱，激起美国民众的广泛不满。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1882年，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乔治·亨特·彭德尔顿（George H. Pendleton）向国会提交 “调整和改善美利坚合众国文官的法案”，并得到通过实行。该法案即著名的“彭德尔顿法案”，法案正式将政党“分赃制”改为“功绩制”，标志着以竞争考试、职务常任、功绩晋升和政治中立为原则的美国文官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美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基础。

02

“未竟的往昔”：

林肯之死与未竟的“南方重建”

美国开国以来，多次出现总统或总统候选人遭遇刺杀的政治暴力事件，案件起因众说纷纭，但都对时政产生了巨大影响，反映着时代症候与矛盾，以至于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历史进程。在其中，被认为是最著名的、对美国影响最深远的总统刺杀案，是美国十六任总统、领导了南北战争并维护联邦统一的亚伯拉罕·林肯之死。林肯遇刺发生在南北战争刚刚结束，美国联邦着手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包括使南方各州重返联邦、黑人自由民及法律地位、南方邦联领导人公民权等棘手问题，史称“重建时期”。

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海报

该电影是美国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最具争议性的电影。其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艺术手法开启了现代电影纪元，亦因对种族主义的尊崇和对三K党的美化而争议巨大。该海报以林肯遇刺身亡为背景，象征着电影主人公在内战前后的命运冲突。

来源：Wikipedia

1865年4月14日，南方邦联投降后数日，林肯前往华盛顿特区福特剧院观看演出，刺客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趁机潜入包厢，瞄准林肯后脑并开枪命中，九个小时后，林肯去世。时任战争部长埃德温·斯坦顿向众人悲痛宣告噩耗：“现在，他属于千秋万世。”

第二天，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依照宪法宣誓继任成为总统，约翰逊感叹“这样重大的职责突然降落到我身上，我实在觉得难以胜任。”林肯生前追求以温和的方式推进南方重建，在接纳南方各州问题上，林肯1863年曾颁布《大赦和重建宣言》，主张1860年的各州公投中，南方各州只要有 10% 的人宣誓效忠美国并承诺遵守《解放黑奴宣言》，就可以重新融入联邦，该宣言也被称为“百分之十法案”（Ten percent Plan）。林肯并不试图讲重建视为一次政治和社会大革命的契机，他长期以来都反对没收和重新分配土地等惩罚性政策。继任的约翰逊决心克绍箕裘，接续林肯的温和政策。

安德鲁·约翰逊

来源：Wikipedia

而南方各州在联邦的温和政策下，不断扩大私利的发育空间。1865年，南方各州虽普遍承认废除奴隶制度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但又都颁布了剥夺黑人公民权的州法，统称为“黑人法令”，以在缺乏奴隶制的条件下继续实施种族控制。同时，南方各州还在约翰逊的绥靖下，成立了诸多公开或隐秘的恐怖组织，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属“三K党”，以惨无人道的恐怖手段残害并镇压黑人为特色，极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矛盾。

电影《被解放的姜戈》剧照，该桥段以庄园主马帮的丑态暗讽三K党，极具黑色幽默。

来源：豆瓣网

共和党激进派始终要求惩罚战败的南方各州、授予黑人公民权。派阀林立是那个时期共和党的鲜明特色，林肯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调节党内分歧，而这正是约翰逊所欠缺的。面对着咄咄逼人的南方，共和党激进派控制的国会同约翰逊的关系愈发紧张，约翰逊被迫卷入美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严酷的政府内部纷争之中。国会强行通过了宪法13至15修正案，确定了美国黑人的公民权、投票权，明令禁止各州以种族为基础限制公民投票。此后孟菲斯惨案、新奥尔良暴乱等一系列种族骚乱连续发生，南北双方因此之间的矛盾纷争不止不休。冲突延续至1876年总统大选，南北双方以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B. 海斯入主白宫为条件，换来了联邦军队从南方三个州撤军的结果，从而结束了动荡的重建时期，史称“1877年妥协”。

林肯的传记作者詹姆斯·兰道尔和理查德·库伦特认为：“假如林肯活下来，他很可能会延续和约翰逊相似的政策，并且会同国会中的激进派发生冲突，但他将为自由民带来更好的结果，并且他的政治才能将使他不会犯约翰逊所犯的一些错误。”

历史学界普遍认为美国联邦重建是一场失败。联邦政府并没有在内战后重塑国家秩序，政策偏颇和规划不足导致了南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乏力，黑人也未能被平等整合进法律、政治、经济体系之中。“1877年妥协”更巩固了南方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盘，助长了“三K党”等白人至上暴力团体，加剧了美国的分裂。联邦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历史的后见之明，会惋惜美国重建时期的悲剧，起源于林肯之死。

03

与白宫一步之遥：

老罗斯福的第三党几近颠覆两党制

1910年6月，名满天下、功成名就的西奥多·罗斯福环游世界归来，这位曾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打击垄断企业、调解劳资冲突、领导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前总统来到纽约时，对国内政治大失所望。老罗斯福精心挑选的接班人、美国第二十七任总统威廉·塔夫脱并没有继承其进步主义衣钵，其为人保守、温和，没有足够的手腕和魄力推进反托拉斯改革，在各方势力间虚与委蛇、吃力周旋。政局俨然要恢复至老罗斯福主政前所厌恶的“基督教世界中最糟糕、最奢侈、最腐败、最无能的”政府局面。

1911年底，老罗斯福与塔夫脱决裂，自行角逐1912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然而由于共和党保守势力的暗箱操作，拥有众多选民支持的老罗斯福发现，自己无法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中顺利获得提名，于是他另起炉灶，成立进步党。老罗斯福以雄健强悍和经历旺盛著称，被支持者昵称为“雄麋鹿”，该党也被成为“雄鹿党”。由此，1912年美国大选，出现了鹿（进步党）、驴（民主党）、象（共和党）三足鼎立之势。

西奥多·罗斯福在竞选活动。

来源：纽约时报

第三党角逐美国大选并非首次，然而却从没有一个第三党如进步党一样成绩斐然。除去老罗斯福个人魅力，其政纲亦十分亮眼。在竞选演讲中，老罗斯福阐述了“新国家主义”的原则，呼吁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予以妇女普选权、动用联邦权力对托拉斯进行监管，甚至提出了全民公决对最高法院判决予以限制这样的激进政纲。这也被视为小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滥觞，可想而知这份极具吸引力的政纲一经颁出便收获了大量支持者，以至于塔夫脱一度考虑退出选举。

真正的对手来自民主党，伍德罗·威尔逊成为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威尔逊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著名政治学者，他所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被视为现代公共行政学的诞生标志。为了对抗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威尔逊提出了“新自由”的竞选口号，反对“特权阶级”，极力争取农场主、小资产者和广大中产阶级选民。老罗斯福对威尔逊的竞选纲领不屑一顾，在历次竞选演讲中对其极尽讥讽，讽刺威尔逊的政纲无非玩弄政治手腕，其反特权主张无非是幼稚可笑的小农意识产物。老罗斯福竞选现场所到之处，都是如痴如醉的选民为其欢欣鼓舞，都真诚认为他们“雄鹿”会重返白宫带领他们在无聊庸俗的“镀金时代”里，重现“进步主义”的光辉。然而命运的齿轮暗中扣动了扳机。

伍德罗·威尔逊官方总统肖像。

来源：PBS

1912年10月14日，老罗斯福前往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发表演讲途中，遭到了刺客约翰·施兰科的刺杀。老罗斯福胸前的演讲稿和眼睛盒帮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子弹最终进入右胸腔。尽管横遭不测，老罗斯福亦然谢绝去医院治疗，而是坚持来到竞选现场，完成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面对观众的惊呼，老罗斯福淡然地说：“没关系，我还活着，我还有话要说，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一直讲下去。”

然而中枪伤势还是过重，老罗斯福不得不暂时在这关键时期退出竞选以恢复身体，医生判断取出子弹会导致更大的危险，这个弹头也终身埋在老罗斯福身体中。这也影响了他的选情，使得进步党问鼎白宫功亏一篑。在当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赢得27%的普选票，拿到选举人团票88张；塔夫脱23%，仅拿到8张选举人团票；民主党人威尔逊以42%的得票率、435张选举人团票的压倒性胜利当选。尽管如此，老罗斯福的进步党也是迄今为止美国大选当中，取得最好战绩的“第三党”：普选得票率最高、选举人团得票率最高且战胜了一个主要政党（共和党）。

04

未遂的刺杀：

大萧条催生的政治暴力与转折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美国建国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酿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超过800万工人失业、200万中学生辍学。大萧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集中爆发，也将社会的大量矛盾摆到台面上，引发大量的政治暴力，其中最大规模的一起时1932年的一战老兵游行：超过43000名失业的一战老兵及其家属聚集在华盛顿特区，要求提前支付承诺的服役奖金。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命令军队强行驱逐示威者导致局势升级，无数退伍军人的避难所被拆除，两名退伍军人被军队开枪打死。

退伍军人避难所被拆毁。

来源：Wikipedia

胡佛政府的暴力镇压对胡佛本人来说是一场政治灾难，《美国历史》杂志的文章认为，虽然此前历届总统都曾调遣军队镇压骚乱，但将枪口对准国家的退伍军人，在历史上尚处首次。这一行为引发了全国选民的不满，在当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胡佛赢得大选。然而，罗斯福终结了胡佛的政治生涯，却没能终结大萧条带来的政治暴力，甚至他本人都立即成为了受害者。

1933年初，已经胜选的候任总统罗斯福在上任之前去往佛罗里达州享受自己的最后一个假期。当他到了迈阿密后，面对数万民众的欢迎，这位候任总统在自己别克车的后座上发表起了即兴演讲。演讲结束之后，在场的其他贵宾起身与罗斯福交谈，而在人群之中，一名叫朱佩塞·赞加拉(Giuseppe Zangara)的意大利移民朝罗斯福的方向连开五枪，子弹没有命中罗斯福本人，但包括迈阿密市长瑟马克（Cermak）在内的五名宾客受伤——后者于数天后因为伤口感染而去世。

赞加拉很快就被逮捕，随后以谋杀罪被送上了电椅。在审讯过程中，赞加拉称自己在大萧条时期失去了工作，自己刺杀候任总统是出于“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仇恨”以及自己难以忍受的胃痛。在得到判决结果时，赞加拉再次称“好吧，我不怕电椅，因为我认为杀死总统时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腐败的政府。”赞加拉的刺杀是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由绝望而滋生暴力的一个典型：赞加拉和无数普通的美国人一样，在繁华时期从欧洲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公民，然后在大萧条中变得一无所有，在绝望中只能转向暴力。不过，这位他刺杀未遂的候任总统，恰恰也是正式日后大行新政，带领美国参加二战从而走出萧条之人。这位大萧条的受害者射偏的子弹，反倒让美国少了更多和他一样的不幸。

05

“阴谋论之母”：

肯尼迪兄弟之死与现代美国阴谋论

在美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肯尼迪家族更接近“美国王室”这一称呼的政治家族，也很少肯尼迪兄弟遇刺这样持续地激起美国人民的阴谋论兴趣以及对政府的深刻不信任。

从1963年到1968年，冷战正在全球升级：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博弈几乎把人类推到了冷战的边缘，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和美国决策者的不断加码让美国深陷战争泥沼。遍布冲突的不仅在美国国境线之外：在国内，民权运动活动家和反战人士与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而总统约翰·肯尼迪对民权运动的支持也进一步加剧了公众舆论的分化。

1963年11月22日，作为1964年竞选连任的非正式活动之一，时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与夫人杰奎琳乘坐敞篷车车队经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迪利广场。一名曾经叛逃苏联又会返回美国的名叫奥斯瓦尔德的前海军陆战队队员用步枪击中头部，在被送往医院30分钟后被宣布死亡。奥斯瓦尔德在随后被警方逮捕，并坚决拒绝认罪，称自己只不过是“替罪羊”，而当奥斯瓦尔德被警方移送时，一名夜总会老板杰克·卢比枪杀了他。

肯尼迪总统在遇刺前几分钟在敞篷轿车里的照片

来源：Wikipedia

肯尼迪总统遇刺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数场政治刺杀的开端：1965年，非裔人权活动家马尔科姆遭遇伊斯兰民族组织的刺杀后身亡；1968年，著名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同一年，肯尼迪总统的亲弟弟、刚刚获得民主党党内提名的罗伯特·肯尼迪在向支持者发表讲话时被一名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巴勒斯坦移民刺杀。

总统遇刺身亡并非历史上第一起，但作为新的媒体工具的电视的流行强化了民众对肯尼迪遇刺的集体记忆，尤其是约翰·肯尼迪的遇刺经历中的诸多疑点的曝光，更是成为了诸多流传后世的阴谋论的灵感来源。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组建的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奥斯瓦尔德的刺杀行为是孤立的，其既没有同谋，也没有受到其他指使。然而，美国人自起草宪法甚至独立宣言起就拥有的对政府的深深的不信任情绪被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引爆了。无数关于肯尼迪刺杀的阴谋论开始流行，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认为深层政府（Deep State）为了安插傀儡控制政府而下令刺杀了肯尼迪；认为自“猪湾事件”之后就一直对肯尼迪总统心怀不满的中情局策划了对肯尼迪的刺杀并且在事后掩盖了证据；认为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由于不喜欢肯尼迪家族且担心自己在1964年大选中被“踢走”而策划了刺杀……

根据学者的统计，截至2007年，与肯尼迪总统遇刺相关的阴谋论书籍已经在1000-2000本之间，肯尼迪遇刺被称为“所有阴谋论之母”。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民不仅没有遗忘阴谋论，其对阴谋论的热衷还不断增加。2003年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的一项民调显示，70%的受访者怀疑刺杀事件涉及多人，2009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项民调显示，76%的受访者认为肯尼迪遇刺是阴谋的结果。

由肯尼迪遇刺开启的阴谋论对现代美国的政治影响是持久的，甚至延续至今。一个例证是，2024大选的独立候选人、肯尼迪总统的亲侄儿小罗伯特·肯尼迪一直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他相信中情局策划了对他父亲和伯父的暗杀——而肯尼迪一直拥有的接近10%的民调支持率也能侧面反映出，很多美国人民今天仍然相信这一点。而近期特朗普的遇刺也同样伴随着新的阴谋论：据CBS报道，阴谋论者已经开始声称对特朗普的刺杀是“深层政府”的行动的一部分，以及特勤局没能及时地发现刺客源于民主党的法案削弱了对特朗普的保护。

06

特朗普遇刺案的回响：

政治暴力的极端化或为其终结的开始？

回顾美国历史，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的遇刺，往往与当时美国社会普遍的社会矛盾紧密相连，其或为变革时代的推手，或为变革时代的激烈冲突的结果。《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的观点“在美国历史上，每当两极分化严重时，政治暴力就会以令人恐惧的频率出现”，可谓一语中的。

具体到特朗普这般在选举周期遭到刺杀的“选举相关”的政治暴力，早在2021年国会山暴动案之后就广受美国学者关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学者瑞秋·科林费尔德（Rachel Kleinfeld）在《美国政治暴力的兴起》（The Rise of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文中援引了全球选举暴力的理论，即有四个因素会增加与选举相关的暴力行为风险：1）竞争激烈的选举可能改变权力平衡；2）：基于党派分野的认同；3）：可以利用身份认同歧视获胜的选举规则；4）：对暴力行为的制度约束薄弱。

当今美国基本上满足了这四个条件：首先，自1980年以来，美国一个政党掌握立法权数十年的状态就完全消失了，每次大选都至少有参众两院中的一院的控制权发生了转移；其次，自从90年代以来，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者的二元身份认同的分野就开始变得非常清晰：一个居住在城市里的高学历的人、一个少数族裔通常是民主党人，而一个居住在农村和郊区的白人、男性和基督徒则通常是共和党人；再次，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规则以及其塑造的两党制也更容易导向暴力事件，因为党内极端选民可以控制整个政党的议程；最后，同为民选的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争端很容易削弱防范政治暴力的制度护栏——尤其是美国最高法院近期正在赋予州立法机构更多权力的时候。

虽然政治暴力的风险增加已经是美国难以避免的趋势，但针对候选人的刺杀这样的事件却毫无疑问是最为极端的体现之一，这似乎预示着美国的政治暴力已然演进到一个难以控制的地步。然而，仍然有评论家持有一种相对乐观的立场：《金融时报》的作者彼得·斯皮格尔撰文评论特朗普遇刺事件时称，暗杀这样严重的事情会引起巨大的震惊，以至于各方都会悬崖勒马，保持冷静，随即温和派将慢慢夺回主导权。他进一步通过历史经验声称，林肯遇刺之后，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的“镀金时代”，1968年以来的数年的政治暴力之后，从1976年开始，“国家政治又变得乏味起来”——之后的数十年里，温和派主导的美国再次回到了繁荣发展的轨道上。换而言之，对美国现存但却噤声了的温和派来说，特朗普遇刺这样的极端暴力事件，或许恰恰是其终结政治暴力和极端化的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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